鸳鸯捧盒。
楚式漆器中的兽首局部。
长江商报消息 松节油稀释生砂,用鼠毛笔上色
一件漆器是否得到人们喜爱,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件漆器的装饰——漆画。对于一件漆器来说,雕刻是造型精美的基础,而最后阶段的绘画就是点睛之笔了。
8月22日,我在邹传志楚式漆器手工作坊观察楚式漆器制作过程的时间里,手工艺人们正在生产两件捧盒,两件鸳鸯豆与虎座鸟架鼓的虎座部分。为它们最后上色的是邹传志的堂妹何蓉,也是众多手工艺人中,邹传志最得意的徒弟之一。
自邹传志90年代开始以个人作坊式生产漆器以来,何蓉就开始接触漆器的制作工艺,从学会到熟练掌握在漆器上绘画的技术前后花费了大概10年的时间。
在漆具表面绘画显然不同于纸张。首先,画笔的选择很讲究,要选择坚韧度较强、线条很细的毛笔,据说这些毛笔的材料是一种毛发坚硬的老鼠体毛制成的;而且,绘画的颜色,也要经过松节油(清油,油性溶解剂的一种)融合,稀释之后,涂在干燥的器具表面上。
何蓉处理的两个漆盘盒盖,花了一整天时间,她的工作是为那些漆盖上的浮雕上色。首先是红色,这是朱砂的颜色,并用松节油稀释,填满浮雕凹面,而浮雕表现的凤纹、龙纹,则用细毛笔仔细的画出眼睛、额角与鱼鳞纹。
记者问何蓉这些浮雕的表面纹路是否一成不变,何蓉说,如果是自己生产则会出现很多变化,这主要依靠绘画人常年的绘画经验,而对于客人明确规定仿制的历史漆器,则要一成不变的仿制原件。绘画了十多年,何蓉只要看一眼漆器图案,就可照原样画出来。
中国古代绘画以对称为美,漆器的绘画也不例外。即使是那些看起来不太对称的走兽捧盘,在造物器形上也相当对称。但是漆画也不是绝对对称的,据我观察,何蓉绘画漆盖表面的直线时,没有用到直尺作为参照物,线条在粗细、曲直上都不是绝对的,也就是说每件漆器都是唯一的存世孤品。
令记者好奇的是那些五颜六色的颜色。其中的黄色、蓝色、绿色是什么制作出来的?
邹传志解释说,按照传统工艺,作坊内的颜料也是用传统的矿物质碾碎,用松节油稀释的,这与古代漆器上颜色的获得方法一致。“红色是朱砂,黄色是藤黄,黑色是铁粉或者锅灰”,邹传志说,而其中的金色,是用描金粉或者贴金箔的方法做到的。
楚漆的造型与绘画是楚人精神的代言
韩非子的《外储说左上》中,曾记载了楚人买椟还珠的故事,说明当时楚人对漆器的喜爱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湖北省博物馆楚文化研究员院文清称,漆器的诞生始终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,最初的漆器都是一些生活用具,例如盒、盘之类,而楚国漆器的制作水平也只是漆器诞生早期的一支。
“一直以来,人们普遍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,北方没有漆器,这是不正确的,”院文清说,漆器有个很怪的性质,就是在水里可以保存几千年,但是放到干燥的环境里,很快就会剥落,遭受腐蚀。南方充裕的地下水环境,使得这些保存千年之久的漆器可以重见天日,而且还保存得相当完整,这就造成了楚国漆器非同一般的错觉。
院文清称,中国古代南北方对漆器的需求都是同样的,而且北方漆器制作工艺的水平也不逊于南方。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北京曾出土春秋时期燕侯墓葬中的漆器,造型与绘画工艺甚至超过当时的楚国。
院文清称,漆器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:春秋时期、汉唐时期的漆器很古拙,绘画与造型都很贴近古人对生命与自然的神秘认识,种类分为镇墓兽、生活用品等。而到了明清时期,漆器已基本退化成供人赏心悦目的工艺品了,乾隆皇帝对漆器的喜爱可以说达到偏执的程度,他把很多唐宋时期的漆器精品,重新雕刻,还印上自己的印章。
这也是在当世,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在仔细观察文物之后最近发现的一件趣事,因为,那些重新雕刻的漆器不仅有乾隆的印章,前人留下的印章也会落下少许端倪。
说到楚人对漆器的使用,院文清称,漆器出现在生活场景中的频率并不大,主要是身份的象征,就拿出现数量最多的“豆”来说,“豆”的顶端凹下去得很浅,据历史记载是楚人在吃饭时,盛放佐料,供人蘸食。“古人没有味精,饭菜缺少调味品,吃之前,就放在‘豆’内蘸食佐料”,这是贵族人才能享有的。
院文清称,事实上,楚人制作漆器的工艺水平还停留在对器具的表面修饰上,我们目前看到的楚式漆器,大多为平面构造、绘制图案,而漆器工艺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出现各自的地域特色。如扬州的螺钿漆器,使用贝壳镶嵌漆器的工艺,山西的剔犀漆器、福州的脱胎漆器、甘肃天水漆器等,工艺水平越来越复杂。
不过,作为楚人对生命、自然的认识,楚式漆器的造型与绘画是楚人精神文化的代言,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。
本报记者 钱烨 采写/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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